從「N號房事件」看韓國父權社會的問題
「N號房事件」是2020年3月間，韓國爆發的性剝削犯罪事件，犯罪嫌疑人「博士」趙周彬從2018年底以來，透過即時通訊軟體Telegram，運營多個聊天室，威脅女性被害者，拍攝非自願的性虐待影片、照片，發布在聊天室中，受害者多達74名少女，其中有16名未成年的女學生，年紀最小僅11歲。這些影片內容相當不堪，竟有高達26萬名會員付費共享過「N號房」的非法色情淫穢影片。整起事件引發韓國輿論抨擊，但這已不是韓國近年偶發的性犯罪事件了。
單從2018年到2020年，陸續就有弘大偷拍事件、具荷拉事件、BIGBANG勝利性招待醜聞及鄭俊英老司機群組事件，受害者均為女性，案件全都牽扯到性暴力及性侵犯的問題，也再再顯示韓國政府從2001 年成立的「性別平等與家庭部」，一直想努力推動的性平教育，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克服。
韓國與亞洲社會長年都存在著父權社會及父權主義的問題，即使進入21世紀，女性地位及工作權已提升不少，但男女地位仍不平等。2000年以來，進入了網路時代，韓國社會年輕世代的「厭女」及「仇女」問題，似乎擴張嚴重。愛德華以韓國電影及韓劇的發展，觀察韓國女性的發聲（有人直接形容為「女權」或「女性主義」，但感覺就存在著對立思考）與根深在韓國父權問題的變化。
2001年韓國電影《我的野蠻女友》，全智賢「她」一角的形象，幾乎翻轉了韓國女性的思考，也讓韓國的女力有了不同的聲音，間接影響了20年來韓劇及韓國電影女性角色的塑造。可延伸閱讀：【影評】《我的野蠻女友》：愛情真是偶然與巧合嗎？
只是不少韓劇的男女主角設定，女性角色雖然獨立，有自我思考的發展變化，但似乎離不開對男主角「歐巴」或階級、富家男的愛情憧憬，某種程度來說，有些韓劇男主角的思維，仍存有父權主義的大男人思想，只是浪漫和貼心的情節，掩蓋了不合理的男女社會地位問題。
2016年韓國作家趙南柱的小說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，點出韓國女性在父權社會下所遭遇的不平等，但被韓國一些網友批評，小說在2019年翻拍為電影，再次引發韓國對女權問題的討論，可參考：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電影題材在韓國男女評價兩極，孔劉與鄭有美為何仍無畏壓力接演？
其實部分男性對於女性主義，或者女權主義，帶有過於貶抑，甚至強烈的反感，進而變成「厭女」及「仇女」的現象，不只韓國存在，近年全球各地新世代亦出現這樣類似的意見，有部分原因是男人心裡與自尊，受不了競爭壓力，而產生的不平衡妒嫉心態嗎？但是如果進而對女性的偏見或憎恨，轉為強烈的暴力及性迫害的虐待行為，都是非常錯誤的意識與犯罪問題。
韓國近幾年一些戲劇話題，也有涉及到性平權的思考，相信未來「N號房事件」的題材也會開拍，讓社會省思。愛德華很喜歡《梨泰院Class》討論到韓國社會的禁忌與階級衝突，而其中女性主義的思維，落在金多美飾演的趙以瑞一角上，她等於挑戰父權社會的無形制度，用能力證明自己，僅管用些小心機，上網帶風向，卻用自己的影響力，讓社會霸凌的惡行遭到制裁。如看過《梨泰院Class》，可閱讀：《梨泰院Class》趙以瑞與吳秀娥的感情觀解析
